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起到保护作用的覆盖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 了一点点自尊。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的盘剥。
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处，而且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不算大的进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掏粪工中的一员，我恐怕更愿意通过命运的轮回投胎成为中国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当我为了报道写作中所涉及的某个问题，而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国家的智库、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中寻找中文出处的时候，就属于这样的日子。这永远是一项让人垂头丧气的艰苦工作。
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那些年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狡黠、市侩和聪明。正如浙江的企业家所证明的，普通中国人在钻空子、找退路、行贿赂、避开僵硬的规章制度方面，堪称大师。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隐形眼镜卖给盲人妇女，把鸡爪子卖给素食主义者。
一方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 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对思想的热爱，缺乏争辩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 性的异议，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 在中国，那些不认同主流的、官方的观点的人，往往被打上了异议者的烙印，并因此受到怀疑、驱逐和威胁。
所以，一个在记者面前说错话的教授可能会突然遭到降级处分，一个太过热衷于腐败调查的编辑有可能会遭到解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只是想尽其所能帮助委托人的律师，如果接了不该接的案子，有可能会把自己送进监狱。
在大学里，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已经烙在学生的脑子里。尽管实践中你也会察觉到或者会利用那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纯粹的理性层面却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多大的空间。
身为一个好辩的印度人（那是一个视异见为常态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被强加的、整齐划一的思想和态度，是违背我本性的。因此，尽管印度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某些时候我会坚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国精神生活的压抑、单调。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呆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开电视，看见印度国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尽管内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双习惯了中国的眼睛看来，却比平日好看。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样如此。印度的民*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 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在一个因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 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
因此，我是一个德里人，也是一个说英语的人，一半婆罗门人血统一半泰米尔人血统，受的是印度教的熏陶，一个后天选择的无神论者，一个天生的msl。但把这些多样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强有力又最难以归类的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印度人。
所以说，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它发展出调节机制，可以处理大范围的多样性以及频繁、活跃的争执必然导致的结果。构成这种机制之基础的指 导性共识，或许也是唯一的共识，就是在一个民*社会，你并不需要一定得赞成——除了表达不赞成态度的程序以外。 对于“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是愿意生来就当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事实仍然无法帮我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与中国学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不同，我总是被鼓励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当年我在德里念哲学的时候，穿着印度土布做的无领长袖衬衫、为人真诚的桑卡兰教授总在课堂上大声强调：“永远不要盲从。”
如果我必须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那我会这么说：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 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通过必要的私人渠道弥补了公品的匮乏之后，在印度你就可以随意享受讨论 “印度理想”的本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快乐，或者享受赢得一场精彩的辩论所带来的肾上腺素上升所带来的兴奋感。
印度存在着真正的乐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这些乐趣和自由的并不仅仅是精英。论辩传统构成了印度世俗和民*政体的基础，涵盖社会所有阶层。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那里虽然没有民*选举，但与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最关键的是，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三
我并不是在否认民*选举对于印度穷人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涉的能力。比如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迫使大量民众搬迁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印度政府那里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务。
其实在印度，投票权并非必然或者常常产生更好的政府，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害怕失去票仓，地方政客对迁徙人口非法侵占城市土地视而不见。由此出现的贫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统。
在印度，公民以可预料的周期撵走政府。在这个国家，占据多数的大量贫困民众通常能让五分之四的现任官员下课，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选举中，所谓的不信任 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决定作用的。这种状态往往被视作印度民*制度健全的一个著名标志，其实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为政记录。但这份记录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区 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贫困减少了，民众还是认为这与政府无关。所以从根本上看，虽然印度有穷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国的穷人缺乏政治参与，但中国在基本公共设 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电力、排水和供水系统，以及真正有老师的学校，是赢过了印度。
这种异于直觉的状况与这样一个现实有关：在中国，政府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获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个政党统治的合法不过是因为它是民选的。因此，实现 许诺不如赢得选举来得重要。民*制度的合法性，在许多方面都使得印度历届政府无需一定要履行其许诺。但中国领导者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种奢侈。因此，中国 对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会比正常反应更为敏感，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依据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分为“平稳假定”——这种观点认为 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以及“巨变假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有政体的悖论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中国充满各种矛盾。社会和经济自由与政治掌控之间存在着摩擦，城市中产阶层充满矛盾的需求和抱负，与农民和民工的存在着碰撞。 从建筑到宗教，古老的传统、强加的现代性以及复兴的传统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四处易见。从瑜伽老师到酒店门童，对于一群群来此淘金的外国人来说，中国正 在迅速成为机遇之地；但同时，中国又有数亿的贫困人口随时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机会离开故乡。新中国充满了对立，混乱和控制、变革和延续、财富和贫穷、善 良与邪恶以一种有可能引发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国（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矛盾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他们或许一直在走钢丝，但中国人 的杂技技巧可是声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来，崩溃或者民*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 小幅度的政治变革。
其实我生活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时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国的行动迟缓或者僵化，而是它对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愿意尝试新想法的愿望。与 印度的那些*主义政党对于任何实质上的创新之举（从经济特区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现出的陈腐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相比，中国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 注目。
从农村的合作医疗计划到提议废除户籍制度，中国喜欢通过实验来充分检验各种改革措施。当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将巩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维持现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北京运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经济的增长。
城市的中产阶级从这种增长中直接受益最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化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恰好也是这些人。通过把这个群体的繁荣与继续掌握政策的制定权捆绑在一起，z已经有效地从政治上解决了有可能成为其最大敌人的一群人。
与此类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异、腐败和环境问题，也引起了重视。事实证明北京对于各种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就像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z忙着扑灭的大火许多都是它自己导致的，是基本管理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但你也可以说，哪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领导层的确在尝试进行医治，不过要注意 的是，他们找的是中医而不是西医。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弗洛拉的学生要请几天假。她说，妈妈病得很严重。我早就听说她妈妈住在加拿大，所以问她是不是要飞过去看妈妈。“哦，不是，”弗洛拉回答说。“在加拿大治不好，她准备飞回北京看中医。”
回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中国的领导层不仅认为这种改革是可行的，而且已在进行中。不过这场改革的节奏和条件依据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非依葫芦画瓢模仿西方的自由多党模式。简而言之，北京认为中国人的病还是得用中医治。
西方仍怀疑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但中国曾经一再地令西方大跌眼镜。z进行政治改革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它不是搞多党民*制，而是在一党制的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制衡机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据专横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获得的不是投票权，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包括就某些问题起诉政府机关的权力，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宗教自由等等。尽管法律仍然被视为一个控制工具，但它同时也被视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并且个人*力的保障也得到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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