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而来的是法律意识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中国人所说的维*运动势头渐猛，尤其是2003年孙志刚死亡事件之后。几年来，维*运动取得了几次成 功，迫使政府撤销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举措，唤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些维*人士的工作重心不在政权的更替上。他们的目标不是推番政权，而是督促其实现自己的承 诺。他们打抱不平，反对地方官员滥用职权，这使得中央政府往往站在他们一边。引发维*运动的常见原因包括地方上非法侵占土地所引发的冲突、城市发展以及环境污染等。​​

互联网和手机这些新技术对于维*运动的影响力大小发挥了核心作用。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2003年宝马撞人案，和2007年厦门PX化工厂事件。 从曝光官员在煤矿事故中的过失到救下差点被送上餐桌的猫，互联网提供了公民社会兴起的聚焦点——尽管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对此进行控制。​​

不过，不同于过去一味的打压，政府在策略和目标方面，已经能够更好地处理新技术进入政府和公民互动关系后所带来的复杂性。在政府看来，互联网既是威 胁又是机遇。一方面，网络可以避开进而打破权力对信息的垄断；另一方面，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舆论也是的一个重要反馈机制，一个测试国民的看法和情绪 的手段。​​

z进行政改的双轨方式就是把更大规模的参与和持续性的压制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高风险、存在潜在危险的策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有 可能引火上身。如果激起了公众对于改革的期望，但z又无法或者不能满足这些期待，爆发严重的摩擦是相当有可能的事情。由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修尚未提上 议事日程，所以社会赖以构建的体系难以稳定。因此，z被迫进入一个半永久性的危机-反应模式。​​

不过，北京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把压力保持在文火炖而非翻滚沸腾的状态。尽管透过水晶球占卜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我还是愿意肯定地表示：在一段时间里，z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文火状态，避免爆炸的发生。​​

在我抛出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时，你可能会问我许多人已经问过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些年的历史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印度有什么借鉴意义？​​

过去几年中，印度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经验”以及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什么，成了国际会议上的时髦话题。那些兴奋的记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师、跃跃欲试的商人以及圆滑的政客，一谈起中国都是金句不断，但说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没什么意义。​​

其中的一条“深刻见解”是，印度擅长做软件，中国擅长搞硬件。另一条是，印度应该仿效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应该借鉴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总之，结论看来就是印度应该修路，中国应该建立民*制度。​​

这些观点具有一种精致的对称性，它们发现中国和印度其实像镜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与败。但两国的评论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轻易看出，如果中国有了印度的政体，或许就没有这么多马路。​​

事实上，民*在印度经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进行辩护的借口，正如中国把印度的民*制度作为必须坚持一党才能获得（相对）高效的借口一样。在中国， 印度总是作为民*缺陷的样本；同时在印度，那些羡慕中国经济成就的人也会哀叹，如果以民*为代价，印度也能取得中国的成就。​​

但这正是让我觉得争论出了偏差的原因。民*强调建立共识，或许它在印度延缓了决策过程，但同时，它所维护的制度基础应该使得一个国家的治理更为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印度的政党能够从北京的技术官僚身上学到的，就是不要只盯着选举结果，而要把经济增长和提供公共设施作为最终目标，至少作为第二个目标。指望印度的政客们能够大公无私、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想法太天真，但这恰是从z那里所能提炼出的最珍贵的经验。​​

应该是印度向世界证明公路和民*可以并存的时候了——哪怕是在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了评论家认为在低收入国家实现民* 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经济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但遗憾的是，印度的这种新增长相当程度上并非因为政府。引发全球关注印度经济的，是那些私营部门。类似IT这样 的行业把印度放在了国际版图上，这些行业一开始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视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够提升在完善基础公共设施方面的表现，比如教育、公共卫生、饮用水以及电力等方面，他们就不仅能创造出一个真正促进经济腾飞的平台，而且这种发展将是可持续性的、有着坚实基础的。​​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主要优势在于，其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文化水平、平均寿命、妇女权利以及对待劳动的态度方面，都优于印度。30年后，尽管中国在后 改革时代社会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缓，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差距。印度要“赶上”中国，仅仅修建基础设施和增加 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数的印度女性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吹嘘印度即将“赶上”中国（正如印度一些人惯于这么做的）不过是在说胡话而已。​​​

四​​

当我坐在四合院里写下这些话时，心中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时间好像在同时加速和放慢。我看看外面，“豆腐”正在悄悄地靠近停在竹丛上的一只蜻蜓。 与竹丛成对角线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树，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粒果实。年初的时候树上长虫，所有的石榴都没有了，但它活了下来，希望来年成熟的果实能再次挂满枝 头。​​

我听见李阿姨正在厨房大声地打着电话，不知道在教谁做三角包。我感到惊讶，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妇女，在北京掌握了印度料理的秘密。“多放辣椒，”她大声喊到。“喂？听得见吗？好了！多放辣椒，印度人喜欢吃辣的，”她继续说道。​​

她的做菜指示被同样大声的“晚报，晚报”声所打断，一个卖报纸的小贩骑着车从门外经过，加入到胡同生活的大合唱中。我感到一阵忧伤，因为这一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我又感到高兴，因为我经历过那一刻。​​

我再一次把目光落在明亮的电脑屏幕上，突然意识到引发我写下这一大堆文字的那三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用在无需宏大叙事的事情上——也就是那些貌似平淡，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

中国和印度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而且世界也能从这两个国家身上学到很多。但我从过去五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中又学到了什么呢？​​

脑海中涌入了许多琐碎的事情。但我所学到的，往往很难用语言进行归纳。确切地说它们融入在那些姿势、表情或者味道中：吴女士微笑时眼里流露出的一丝悲伤；老太太把裹过的小脚从身上放下来时的样子；麦当劳番茄酱甜丝丝的味道混杂着臭豆腐的味道……​​

总之，在中国这几年的经历教会了我对立的东西也可以共存。这话与政治无关，也不是说矛盾必须得解决，我更多是在说吴先生。我们曾经拿这位房东一点办法都没有——从一大早跑来打扫院子的卫生，到不久前用青蛙内脏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些玩意儿“毒害”我们。​​

然而，吴先生是个好人。他热情地修好了堵住的厕所，更换了烧坏的灯泡，修好了厨房漏水的地方。他甚至勉强认同我挑选的芒果黄涂在院子里“也不是那么难看”，最后他还慢慢同意了早上九点之前不会不请自到。​​

简而言之，当我想到要离开北京时，脑海中出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位六十岁的退休铁路官员，骑着一辆嘎嘎吱吱的自行车——这幅画面总能让我哽咽。​​

我还学到哪怕是来到最陌生的地方，你也会爱上它。回头看刚来北京的那几个月，当时一想到别人要用像狗吠般的语言跟我说话，就害怕。想到我曾经那样看 中国人，让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他们的食物和深不可测的表情曾经让我害怕。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看来变得温和？是在邻居闲聊时的普通话听起来不仅不再刺 耳，而且成为了我后来所珍惜的一种令生活宽心的背景声时吗？​​

后来我知道了，不去了解就盲目厌恶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哪怕是一些表面上看来陌生、让人害怕的东西，亲近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得容易。转个弯你就能找到它。​​

最后一点，我重新学到了大学时代哲学教授们说过的话：匆忙得出的结论以及人云亦云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真相总是难以触及，而且真相很少只有一个。​​

这些年里，许多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对我所经历的事情进行妖魔化或者颂扬美化。但随后，我又会突然不敢确定之前所得结论的道德基础。我意识到恰如桑卡兰教授说过的：我很擅长“质疑”，却不擅长得出肯定性的结论。或许这是一件好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它或许不是。​​

撰文：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 Aiyar）

（《单向街00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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